站在2026年的关口回望，可以发现中国家电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外生性繁荣向内生性秩序的深刻转变。

日前，多家券商机构给出了对2026年中国家电市场的基调研判。其中，国联民生预计，2026年家电基本面走势为内需盘整、外需底部改善，总体表现平稳，国补政策过渡之年，基本面或难展望较大弹性。

同时，中信建投立足长期视角，在研报中表示，企业的竞争力终将回归产品创新与效率优势的本质，因此从投资视角来看，中信建投认为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出海继续成为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二是变革红利。

尽管两家机构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传达了共同的底层逻辑。也就是，2026年，虽然仍有政策进行托底，但中国家电市场呈现的，不再是2025年“以价换量”的熟悉场面。对家电企业而言，增长开始更多依赖结构，而不是由低价或促销驱动的规模。

这意味着，2026年对家电企业的意义，不再只是追求规模扩张，而在于推动增长完成从“外部推力”向“内部能力”的转变。

黄金时代的双重奏

回溯中国家电十年繁荣的起点，2007—2008年，行业站在两个力量的交汇处。

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周期。具体表现为，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并由此带动房地产链条的快速转动。随着农村居民的大批量进城，并在城市中组建家庭，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置业需求，由此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盛周期，进而带动了家电需求的爆发增长。

对家电行业而言，这意味着增长的来源更稳定，也更集中。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大家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随家庭场景新增实现同步扩张。

另一方面，以旧换新政策与房地产扩张形成了叠加效应。早期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等政策，在多个阶段把需求的释放节奏前移，把原本分散的换新行为变得更集中。

行业由此进入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增量时代。规模扩张、渠道铺开、价格竞争等成为扩大份额的直观工具，只要宏观增长与地产链条仍能提供新增家庭与新增装修，家电行业就能不断获得外生补给。

这种繁荣，一路延续到了2017—2018年。随着家电市场规模触顶，中国家电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尽管不同家电品类的节奏存在区别，但整体的发展方向却类似。家电市场开始进入“从无到有”到“更新换代”的换挡期。

但这次换挡并不是一次剧烈的断裂，更像一段带着惯性的放缓。原因在于，增量时代积累下来的基础仍在起作用。同时，城镇化并未在2018年戛然而止，存量住房的交付与改善需求也仍在释放，家电企业在渠道、产能与供应链上形成的规模优势同样仍能转化为出货。行业因此并没有立刻进入“没有增长”的状态，而是进入“增长更难”的状态。

惯性一直延续到2023年前后，家电业的增长才真正完成阶段性收束。2023年的关键标志是，中国房地产不再被视为“天然增值”的安全资产。置业与改善由此从资产增值的配置行为，转变成了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评估。

对家电行业来说，这意味着新房链条的拉动作用显著减弱，同时家电从“可升级的生活配置”退回到“可延后、可将就”的决策区间。过去那种由外部红利持续推着走的增长逻辑，也在这一年完成了阶段性退场。

在此之后，行业等来了政策层面的缓冲。2024—2025年，国家投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与设备更新，短期内对冲了地产下行对需求的冲击，也让部分被延后的换新在政策窗口中集中释放。但政策托底本质上解决的是节奏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需求的提前释放会带来边际递减，企业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仅靠补贴拉动并不能重建行业的长期增长曲线。

2026年，中国家电业由此进入了周期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结构性重塑

新常态并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政策不再扮演销量发动机，更多扮演底线托举与结构筛选的角色。企业要面对的，是一个增量不再自动出现、竞争回到经营本质的长期环境。

这种变化对中国而言是新的，但从全球经验看并不陌生。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遭遇过极其相似的结构性拐点。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且人口红利消退，家电巨头们被迫放弃了对出货规模的执念，开始收缩低回报业务，转而追求品牌溢价与技术附加值。

这种从“量”到“质”的转变规律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市场。因为，新常态下家电企业的增长，并不是把拉升规模，而是把增长写进结构里。

当增长无法再依赖外部场景实现持续扩张，企业只有把主推机型与价格带重新锚定在更高附加值区间，才可能在需求趋于理性的环境下继续维持均价与利润空间。

与此同时，对于企业来说，线上渠道不再只是价格洼地，线下门店也不再单纯承担压货角色，而是围绕体验、套系销售与交付能力形成更明确的分工。当渠道不再是产品的搬运工，而是价值的放大器，品牌溢价才有了落地的土壤。

2026年，家电行业不再期待一轮新的外生刺激，而是开始在更长周期里重建增长结构。企业的分化，将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在这一结构链条中率先形成内部能力的闭环，而不是谁在短期内拿到更多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