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小米之前，王翔的身份是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人在国际科技巨头的天花板职位。

在高通13年后，雷军用“我们小米现在也在创业”打动了依然怀揣着创业心的王翔。

创业的“刺激”王翔很快便体会到了，印度市场的“爱立信专利诉讼”一度让小米进退两难，五年时间，王翔打下一场硬仗，从此为小米的全球化扫清专利障碍并逐步建立专利壁垒，更在2017年，助力小米拿下第一个5G的国际基础标准专利。

这之后，王翔以 “大市场、先近后远、先易后难” 的策略陆续敲开欧美等核心市场大门，西班牙小米开业时的长队成了小米进军欧美主流市场的华丽注脚，“中国的小米”实现了向“全球的小米”的蜕变。

2022年，王翔卸任小米集团总裁，退休后的他将重心转向科技创业孵化，专注于助力90后、00后这一批“生而全球”的年轻创业者出海，“将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与全球市场链接”。

王翔曾应邀在首届“出海全球峰会”上做过一个主题演讲：“出海之路，通往星辰大海的征程”。在演讲的结尾，他说：“山高有行路，水深有渡舟。用信心与智慧拥抱广阔征途。”

这次的对话，我跟王翔一起聊了聊出海征途中的山高、水深、行路、渡舟、信心与智慧。将掰开揉碎这“星辰大海的征程”，寻找背后的规律、逻辑，拆解企业出海的专利攻坚逻辑、市场选择智慧与风险规避要点，探讨“出海的本质”。

1

加入小米的契机

卓立：当时雷总是怎么说服您从高通去到小米的？

王翔：实际上过程特别简单。我记得是在201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那时我在高通负责大中华区业务，尤其是半导体业务，曾带领销售和业务团队与雷总开会。

会议结束后，雷总说：“翔总，你能不能留下，咱们再聊几句。”我当时以为还要谈价格等敏感问题，便留了下来。雷总风格直接，当场向我发出了邀约。

我当时确实有些意外，这种意外源于两点：一是雷总为何会选择我；二是我当时正思考人生下一步的方向——我在高通已工作13年，职业发展已达天花板，甚至考虑过创业。

我坦诚地向雷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却直言：“你不适合再创业了，年纪太大。”这句话让我有些不服气，难道创业还分年龄？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动了心：“我们小米也是创业。”

卓立：所以您是以创业的心态加入小米的？

王翔：没错。我正想做一件与职业经理人经历不同的事，雷总的这句话恰好种下了“种子”，他说服我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卓立：当时与您沟通时，是否一开始就确定让您负责海外业务？

王翔：并非如此，这里还有一段机缘。我在外企工作了近20年，经历过大量与中国企业（包括出海企业）的合作，目睹了许多因沟通、文化差异、管理理念不同产生的误会。

这些误会未必引发冲突，却导致大量优质合作机会流失。我当时想，若我加入小米，或许能帮助小米，或是与小米一同避免部分甚至全部因沟通障碍或沟通不充分造成的效率损失。

2

五年专利攻坚战

卓立：您加入小米后，花了大量精力在专利领域。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背景？您认为专利是小米全球化的重要突破口吗？

王翔：它未必是“突破口”，但一定是科技企业，尤其是通讯企业出海的重要能力保障。

具体而言，小米早期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后，遭遇了专利诉讼——爱立信事件，给小米业务发展带来了极大困扰与阻力。但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而非像当时网上传言那样，说“小米没专利，出不了海”。

卓立：当时甚至有声音称小米的专利是“垃圾专利”。

王翔：确实有这类说法，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对知识产权体系架构的理解存在偏差。

小米2010年才成立，作为新兴企业，早期自然缺乏专利积累——产品尚未充分研发，何来专利？通讯领域那些耕耘数十年的企业，才拥有庞大的专利储备。

但后进企业并非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持续创新，找到突破障碍的方法。专利确实会被用作技术壁垒和竞争手段，但这并非不可破解。

这本质上是知识产权问题。第一步要尊重规则、了解规则，学会融入规则、驾驭规则。首先得“了解”，了解之后再寻找好的解决方法。

从技术层面看，若产品侵犯专利，对方通常会要求产品下架、停售——这对许多企业而言是灭顶之灾。因此，我们先解决“停售”问题，再逐步推进谈判。我花了五年时间，最终与爱立信达成知识产权转让协议。

我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无论是在高通，还是加入小米（尤其在小米，这一理念更为重要），第一，知识产权不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问题一定能解决；第二，必须与知识产权拥有者（即授权方）达成长期、可持续的双赢合作。

为何要强调“双赢”？若对方开出天价，我无力承担，企业陷入困境，对方能收到费用吗？若产品下架，对方的知识产权能产生回报吗？显然不能。我们需要将消费者利益、双方企业利益都纳入考量，达成长期可持续的合作。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我们才逐步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获得了对方的认可。

卓立：我更关心的是，小米有实力应对专利挑战，但如今许多新兴科技企业出海时，同样面临专利问题，却没有足够实力投入成本建立专利护城河。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翔：建立专利护城河并非一蹴而就，不是花100万、1000万或1亿就能立刻实现的，它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企业从0到1、从1到2、从2到3，每个阶段都需逐步积累专利。

卓立：也就是说，企业每发展一步，都应在专利上有所投入？

王翔：是的。此外，早期也需与专利持有人达成共识，“共赢”是我始终强调的原则。要让对方理解你的企业价值，逐步推进合作，无需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

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可根据自身规模调整投入——市场规模小，风险相对较低，投入也可适当减少，但“重视专利”这件事必须做，绕不过去。

3

选市场的三大原则

卓立：若现在让您为企业选择出海目的国，会从哪些维度考量？

王翔：泛泛而言，最核心的维度是“企业产品、技术与目标市场的契合度”——这是选择市场的首要依据。

市场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某个时间点，该市场存在需求，且这一需求能被企业的技术、产品或团队满足，这便是最佳选择。

卓立：像小米这样的企业，是否需要根据市场调整产品？

王翔：小米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手机，受众广泛，因此更需要明确“选择哪些市场、放弃哪些市场”。当时我给团队定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市场足够大”，即有效市场规模要大。比如我们主打4G手机，就需要销往有4G网络覆盖的大市场，2G网络地区自然不适合；非洲市场虽大，但我们的产品与当地需求不匹配，便暂不进入。

第二个原则是“先近后远”。物理距离近，团队可增加访问频次；尤其企业早期出海时，人员交流至关重要。且距离近的市场，文化相似度通常更高，操作难度相对较低。

第三个原则是“先易后难”，即先进入相对简单的市场，暂不触碰复杂市场。

举个例子，印度是“大市场”的典型，印尼市场取得一定成绩后，我们的信心有所提升，便尝试进入乌克兰——这是想“一脚踩进欧洲”的第一步。

卓立：乌克兰市场成功后，就想往西欧发展了？

王翔：起初没直接考虑西欧，而是先聚焦俄罗斯——同样是大市场。早期因语言障碍、竞争对手强势等原因，我们未敢轻易进入，后来逐步突破。

拿下俄罗斯市场后，我们才开始筹备进军西欧。而“先易后难”的关键，在于选择“有群众基础”的市场——这类市场接受度更高。

卓立：也就是用户认同感更强的市场？

王翔：是的。比如西班牙，就是认同感极强的市场。后台数据显示，尽管小米早期未正式出海，但产品已通过速卖通等跨境电商渠道进入西班牙；且小米2010年初创时，从安卓论坛挖掘的100位MIUI核心粉丝中，有两位是西班牙人——他们成为了小米在西班牙的“种子用户”。

后来这两位西班牙粉丝帮了我们大忙，我直接将他们招入团队。西班牙用户对小米、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都很高，群众基础扎实，因此市场开拓十分顺利。

所以我认为，企业选择市场，核心就是这三个原则：大市场、先近后远、先易后难。

4

出海潜在的三大风险

卓立：您认为对出海企业而言，哪三类潜在风险最可能导致“沉船”？

王翔：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家首先要重点关注“合规风险”。合规问题范围广泛，不仅包括此前讨论的知识产权，若企业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还需关注用工规范、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反垄断——这些都属于合规范畴。

这类风险对许多企业而言压力巨大，因为它与我们过往的经验认知差异显著，却是可以预见的“确定性风险”，已有不少企业因忽视这类风险遭受重大损失。

还有“政策性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关税。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当前关税环境处于不稳定期，企业难以预判未来走向，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重大风险。

此外，还需关注“供应链风险”，它与关税政策也存在关联。企业进出口环节中，成本可能因供应链波动变得不可控，进而影响整体运营效率。

5

助力年轻人全球创业

卓立：您退休后，主要精力放在了哪些领域？

王翔：现在主要和年轻创业者在一起，做科技企业的孵化工作，同时也协助他们出海——所以经常会和你、和吴老师聊出海相关的话题。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把自己踩过的坑、见过的别人踩过的坑，以及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能帮他们少走弯路。

卓立：这份经验传递对创业者来说确实重要。

王翔：而且我发现，新一代创业者——尤其是90后、00后，自带“生而全球化”的基因，这与老一代创业者截然不同。

老一代创业者通常从中国市场起步，再思考如何将国内模式复制到国外；而年轻创业者的视野更开阔，思考逻辑是“从外往里”，更具全球化思维。

此外，中国制造业和产业体系非常完善，即便是中小企业，实力也不容小觑——这为年轻创业者出海提供了坚实基础。

卓立：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出海的本质是什么？

王翔：我第一反应是“服务更多市场”；往大了说，是“为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用更大的影响力触达更多人。